郭沫若“尊儒”诗歌与史学论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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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6郭沫若“尊儒”诗歌与史学论著简论中国校园文学国家一级期刊
作者：李文浩
摘 要：郭沫若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一方面表现出强烈的反叛意识，另一方面又对儒家思想极其推崇。他的尊儒诗歌和史学论著，文化内涵丰富，思想价值深厚。他对儒学的尊崇，源于对博大精深的儒学有深厚的知识基础、对各家各派学说有广泛而深入的比较研究亦即对儒学民本思想有深刻的领悟。
关键词：郭沫若；尊儒；儒家圣地；史学论著
郭沫若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以反传统，特别是否定孔子及其代表的儒家文化传统的方式进行现代思想文化启蒙的。郭沫若在新文化运动中一方面表现出强烈的反叛意识和对西方近现代文化思想的巨大热情，另一方面又对孔子和先秦儒家文化思想表现出固执的认同感，并且这种尊孔崇儒的倾向在他一生中贯穿始终。
近年来，我国传统儒家思想受到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世界各地孔子学院蓬勃兴起，儒家研究论文累创新高。研究郭沫若的尊儒诗歌、研究他的思想基础以及对儒学的独特领悟，定将有助于弘扬郭沫若的尊儒精神，推动当前的儒学研究工作。
一、儒家圣地情怀
1959年2月18日，郭沫若来到曲阜孔子故里，参观了孔庙、孔府、孔林等名胜古迹，写下了《颂曲阜》、《游孔林》、《游孔庙》、《观大成殿》、《观孔府》五首七言律诗，抒发了他对儒家圣地的真挚情怀。
《颂曲阜》歌颂了曲阜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和成绩。“田野农民正积肥”、“通衢晨起繁车马”，对农民、工人生产积极性作了具体的描绘。妇女劳动积极性的提高特别显著，“妇女于今真解放，操劳不复让须眉”就是这种提高的写照和赞扬。更可喜的是，“曲阜年来产铁煤”，给曲阜县的工业带来了新进展，取得了新成绩。“圣庙中陈工业馆，好教孔孟接新辉”是说，孔孟时代还是处于农业生产时期，现在工业生产发展起来了，可以由孔孟倡导的农业文明时期前进到新的工业文明时期了，这是对孔孟文明思想的继承与发扬。
《游孔庙》抒发了作者对孔庙越来越受到器重、孔子越来越受到尊重的欣喜之情。开头两句“当年辙迹苦凄惶，庙貌千秋更有光”，是欣喜之情的概括描写，想起孔子在世时官至司寇，并曾摄行相事，然而官运不亨，走向教坛，受到民众的青睐，纷纷送子弟前来就读，创造了“贤人七十，弟子三千”的辉煌业绩。可在率领学生周游列国时却受到一些国君的漠视和一些反对者的嘲笑，车轮所到之处不知受了多少“凄惶”之苦。鲁哀公因念其为鲁国培养了大量人才、为鲁国文化所作的杰出贡献，在他去世的第二年就在他的故宅旁修建了孔庙。始建的孔庙很简陋，后历代加以扩修，规模越来越大，现在保存的是明代的建筑规模，有大成殿、奎文阁、杏坛、碑亭等景观。现在属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真是“庙貌千秋更有光”啊！
“今日自然时代异，斯民怀念胜前王”这最后两句，作者从遥远的“当年”，经过“千秋”把视线转向了“今日”，并从时代之“异”转到尊孔之“异”。所谓“时代异”，是说政权由过去千秋的帝王专制时代转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时代异”带来了尊孔之“异”——“斯民怀念胜前王”。就是说，现在人民群众尊孔已经胜过了以前的帝王。
孔子自古至今受到尊敬，而且越来越受到尊敬，是与他的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对前人文化成果的整理以及其门徒对儒学的弘扬有关。
学习上，“志学敏求能不厌”包括三方面的意思：一、“志学”，即孔子所说的“吾十有五而至于学”；二、“敏求”，即孔子所说的“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1]29，说明他的知识来源于“敏以求之”；三、“不厌”，即孔子所说的“学而不厌”。由于孔子从小就有志于学习，能用自己敏捷的智慧去求知，又能不厌倦地学习，使得他积累了丰富的知识而成为圣人，成为后人学习的榜样。
教学上，“因材施教实多方”。孔子之前，办的是官学，只有贵族子弟才能入学。孔子提倡私塾，让平民子弟也可以有读书的机会。大批学生来到他的门下读书，他能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进行不同的教育，以求实效。学生问同一个问题，他对不同的学生能作出不同的回答。
学术上，“诗书礼乐精华在”。为了教学内容的完整性和系统性，他将《诗经》、《书经》、《礼记》、《乐记》进行整理，留其精华，弃其糟粕。这里提到的是诗、书、礼、乐四种，这是受了诗句字数的限制，其实，他还把鲁国史官记载的大事整理成为《春秋》，对《易经》也进行了整理。这些，都是他学术上的重要贡献。
教育效果上，“思孟颜曾俎豆旁”。“思孟颜曾”即孔伋（字子思）、孟轲、颜回、曾参。这四位儒学传承人，颜回是孔子最好的学生，可惜去世太早，没留下什么著作，其他三位对儒学深有研究，都有著作流传后世，曾参的《大学》、孔伋的《中庸》、孟轲的《孟子》，后人把孔子的《论语》和《大学》、《中庸》、《孟子》合起来成为“四书”，长期作为学宫的教材和科举考试的基本内容。他们四位都受到后世文人的尊崇，在孔庙设有他们的牌位。在孔庙祭祀中，祭的对象主要是孔子，而颜、曾、思、孟也在配祭之列。
《观大成殿》是赞扬劳动和劳动人民的诗。当诗人来到大成殿前，看到前人用二十根雕刻着盘龙图像的石柱支撑着这个大殿，他感到这种技能有巧夺天工之妙，这是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孔子千百年来被人们看成“先知先觉”，但在“老圃老农”面前自愧弗如，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因为任何人都不可能对世上所有的职业都精通，作者用这个事实衬托了劳动人民的伟大。诗中第三联说明作者对当时的教育有两大关注：一是关注培养的人才观察问题不能只看表象。他说“解道乐云岂钟鼓”——难道解释“乐”仅仅只看钟鼓吗？这一点，孔子早已指出：“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2]54意思是说，讲“礼”吧，难道就在于玉帛吗？讲“乐”吧，难道就在于钟鼓吗？其实，玉帛，作为礼物，只是一种外在表象，远不能说明“礼”的内在涵义；二是关注教育与生产劳动的关系，作者期望“还明劳教不分途”，即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游孔林》写的是作者在游孔林中的感受。他看到茂密繁盛的古柏树聚集着虬龙式的树杈，石刻的麒麟含笑着坐在春风之中。还看到孔子的后裔在朝廷做官有功而受到赏赐的三垄地，看到洙水和泗水源头的一泓清水。孔子及其后代的坟墓留在人间成为人们的楷模，后人的碑刻流传后世仰望着苍松，显示着孔氏有开创儒家的始祖，还有继承祖业的辉煌后代。作者想起太史公司马迁在这里流连忘返的往事，他也就逢人便问起“泮宫”（泮宫即学宫）来，因为就是这些学宫造就了孔子的后代啊！
《观孔府》反映了郭沫若对孔府不陈设孔子在世时“诗书礼乐气”的真实情况，而只展出孔子后代“清明元宋官”的豪华生活的不满情绪。他认为孔子在世时的实际生活情况是“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1]29现在把一个原是清贫的孔府变成了衙门模样的孔府，以慈禧手书的“寿”字为骄傲，以朝冠悬在墙壁作炫耀，不符合孔子思想。最后以“饭蔬饮水流风尽，厥里空遗古井栏”作结，使诗的这一主题更为突出。
参观孔子故里的第二天，郭沫若来到济南，参观了山东博物馆，看到山东省很多历史文物。特别是看到山东人民在解放战争和建国后工农业生产的光辉业绩，不禁发出“今朝新孔孟，气象更堂堂”的赞美之声。他赞扬山东人民是“新孔孟”，认为他们创造的业绩大大超过了过去，这是对山东人民的肯定，也是对孔孟的肯定。
二、儒学因缘与研究
纵观郭沫若的人生历程，我们发现他从小就与儒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郭沫若出生在“绥山毓秀、沫水钟灵”的四川省乐山县观峨乡沙湾镇一个小康之家，父亲会做生意，能赚钱来支撑这个半商半读的大户人家。据他在《童年时代》中回忆，在这个设有私塾的家庭，母亲虽“没有读过书，但她单凭耳濡目染，也认得一些字，而且能暗诵一些唐诗，在我未发蒙以前她教我暗诵了很多的诗”。他回忆说：“我在未发蒙以前，记性也好像不很坏。比我长四五岁的次兄（我们依着大排行叫他是五哥），在家塾先生回家去了的时候，每每要在灯光下受父母的课读。读的当然不外是些《易经》、《书经》。那种就像符咒一样莫名其妙的文句从我次兄的口中念了出来，念来念去总是不能念熟。那种带睡的、无可奈何的声音真是扰人，真是就像蚊虫一样，我睡在床上或者在灯下游戏，听着他读得几遍，我倒可以成诵了。”可见他在入学之前就受到了儒学的熏陶。
郭沫若在四岁半就入家塾读书，他的启蒙老师是当地名儒沈焕章先生，很有才学，又能与时俱进，拥护康有为的变法维新。他所教的主要内容是儒家经典——《四书五经》。他在《我怎样写＜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一文中说过：“小时四五岁起所受的教育是旧式的，《四书》、《五经》每天必读，虽然并不怎么懂，但毫无疑问，从小以来便培植了古代研究的基础。”还说“我是生在旧时代的人，纯粹的旧式教育在十二三岁结束”。教他读这些儒家经典的沈焕章是个廪生，所谓“廪生”，就是清代享受地方政府钱粮补助的秀才，即我们今天所说的获得政府特殊津贴的优秀人才。有郭沫若本人的聪慧资质和勤奋好学，又有优秀塾师的不倦教诲和严格要求，使他掌握了博大精深的儒家学说，为尔后研究儒学打下深厚的知识基础。
在“洋学堂”读书期间，他也对“读经与讲经”课特感兴趣，常做先秦诸子抄录，把一些精华的文句摘录在本子上，为以后写文章、搞学术研究做了一定的准备。
出国留学以后，郭沫若仍然关注儒学。1915年他在日本看到一本王阳明的书，很感兴趣。1925年他在上海搞文艺活动，上海泰东书局出版《阳明全集》，他为该书写了《伟大的精神生活者王阳明》，对王阳明的修身之道大加赞赏。1929年上海光华书局出版《文艺论集》，要求将文章收入论集，他把文章的题目改为《儒家精神之复活者王阳明》。当学术界冷眼漠视儒家思想之时，他却显示出对儒家极为尊崇的姿态。
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流亡日本十年。由于他《四书》、《五经》学识基础深厚，他在日本不仅从事我国秦以前古代社会历史的研究，写出了《甲骨文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卜辞通篡》、《殷契萃编》等学术著作，而且在文学创作上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豕蹄》这个短篇历史小说集就是其重要成就之一，这表明了他对中国历史人物特别是春秋末期各家学说的广泛研究，更反映了他对儒家学说的深刻理解。
抗战后期，郭沫若担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不像抗战前期担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那样工作繁忙，于是他拿起笔杆进行史剧创作和历史人物评论，间接地为当时的现实斗争服务。《屈原》等历史剧的借古喻今、借古讽今的创作就是明证。
除史剧创作之外，还有许多史学论著，如《青铜时代》、《十批判书》、《历史人物》等。论述最多的是儒家，《驳＜说儒＞》、《论儒家的发生》、《秦楚之际的儒者》、《孔墨的批判》、《儒家八派的批判》、《论读经》都是对儒家的评论，从数量上看，郭沫若确实情有独钟于儒家。他对道家、佛家、儒家有这样的比较论述“老子的学说在他根本上是这样的矛盾的。他说的道与德是不能两立的。他说的道是全无所算的活动的本体，而他说的德是全是打算的死灭的石棺。他的末流会流为申韩的刻薄，这是势所必至。至于佛氏无论它是大乘、小乘，他的出发点都是否定现实，他的论理的究竟只是清静寂灭。它是极端侮蔑肉体的宗教，决不是正常的人所能如实依归的了。佛氏出而不入，老氏入而不仁。孔氏所以异于二氏的是出而能入，入而大仁。孔氏认出天地万物之一体，而本此一体之观念，努力于自我扩充，由近而远，由下而上。横则齐家、治国、平天下，纵则赞化育、参天下、配天。四通八达，圆之又圆。这是儒家伦理的极致，要这样才能内外不悖而出入自由，要这样人才真能安心立命，人才能创造出人生之意义，人才能不虚此一行而与大道同寿。”[3]293
针对当时一些人蔑视孔子、推崇墨子，“把墨派几乎当成了不可侵犯的图腾”，郭沫若于1944年写了《孔墨的批判》，通过对孔子和墨子两派思想体系的分析评价，认为孔学优于墨学。
1945年9月出版的《十批判书》，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学说的全面展示，有道家始祖黄老（黄帝、老子）学派，儒家始祖孔子，墨家始祖墨子，道家学派中心人物庄子，集儒学大成甚至百家学说的杂家始祖荀子，名辩家列御寇、宋钘、尹文等，前期法家李悝、吴起、申不害等，法术家韩非子，后期杂家吕不韦，政治暴君秦始皇，儒家八派等等。在对各家各派的研究中，他最尊崇的是儒家学说，主要原因是他钦慕儒学中的人本思想。这在《十批判书》的《后记——我怎样写<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中有明确的表示“法官是依照法来判决是非曲直的，我呢是依据道理。道理是什么呢？便是以人民为本位的这种思想。合乎这个道理便是善，反之便是恶。我之所以比较推崇孔子和孟轲，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在各家中是比较富于人民本位的色彩。”[4]428这说明郭沫若对儒学有深刻的领悟，他的尊儒是非常理性的。
没有想到的是，郭沫若的这些史学论著，在“文革”后期竟然成为“四人帮”的攻击目标。他们宣称，郭沫若“对待秦始皇，、对待孔子那种态度，和林彪一样”，那些史论“是王明路线的产物，是反对毛主席的”他们忘记了1944年11月毛泽东写给郭沫若的亲笔信中对郭沫若“史论、史剧大有益于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的赞誉。若是“王明路线的产物”，毛主席会这样赞誉吗？他们还把郭沫若的学术问题和林彪的政治问题混为一谈，企图把学术问题政治化，达到陷害郭沫若的目的。他们为了篡党夺权，其手段已经是无所不用其极了。
在世界各地纷纷开办孔子学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孔子教育奖”、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自称“孔子的教诲为我指引方向”、世界人民普遍认同儒家学说的今天，在世界人民广泛要求和平发展的今天。作为孔子故国的人们，应该清理过去对待儒家学说的态度，弘扬郭沫若的尊儒精神，加强对儒家学说的研究，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运用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努力端正自己的人生观，克己复礼，为建设和谐社会做出我们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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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二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