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后期（1928-1949）湖南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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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学》ISSN 1000-811X，季刊，第18卷，第二期
作者：汪子龙
摘要： 民国后期的湖南，疫灾严重，主要的疫病有鼠疫、霍乱、天花、麻疹、伤寒、痢疾、疟疾、丝虫病、流脑、白喉等，直接危害湘省民众身体健康甚至危及生命，给社会造成巨大的损失。
关键词： 民国后期；湖南；疫灾
人类历史上经常可以看到瘟疫的踪影，它是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有着极强的传染性与致命性，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苦难。民国后期（1928-1949）的湖南，天灾人祸，瘟疫连年流行，疫灾从未间断，造成疫灾的疫病种类主要有鼠疫、霍乱、天花、麻疹、伤寒、痢疾、疟疾、流脑、白喉等，本文根据《湖南国民日报》、《大公报》、档案文献及部分地方县志、有关文献书籍等资料，重点搜集整理了这一时期湖南瘟疫流行暴发概况。
1 疫病种类
民国后期（1928-1949），湖南各地疫病肆虐，疫灾频发，造成疫灾的传染病种类甚多，很多地方的县志、报纸、文献均有记载。如1946年辰溪统计报告的疫病有伤寒、赤痢、斑疹、白喉、鼠疫、天花、霍乱、麻疹、猩红热、回归热、疟疾等11种。[1]靖州县内流行天花、麻疹、伤寒、痢疾尤甚。[2]据黔阳疫情资料记载，疫病有霍乱、天花、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痢疾、伤寒、病毒性肝炎、狂犬病、疟疾、麻风病、肺结核、与恶性肿瘤等。[3]嘉禾县境人民生活贫困、卫生条件差，霍乱、天花、麻疹、流行性脑膜炎、疟疾等传染病连年发生，头癣病危害甚烈。[4]善化政府更是将伤寒、类伤寒、斑疹、赤痢、天花、鼠疫、霍乱、白喉、流行性脊髓膜炎、猩红热等列为法定传染病急性各症，对其繁殖方法作了规定。但医药卫生事业落后，防治措施无法落实，致疫病时作。[5]在张泰山统计的全国传染病流行省市统计中，湘省流行的主要疫病种类有12种，分别为鼠疫、霍乱、天花、伤寒、斑疹伤寒、痢疾、猩红热、白喉、回归热、疟疾、脑膜炎、黑热病等。[6]
2 疫灾概况
这一时期，因湘省境内水旱等灾害频发、战争频繁、人口流动加剧、医疗卫生设施不完善等，经常因一两种疫病流行暴发，而引发大范围的疫灾，引起社会恐慌，造成社会破坏，主要的疫灾如下:
鼠疫，这是由鼠疫杆菌（Pasteurella pestis）引起的一种烈性传染病，常流行于嚼齿类动物，是一典型的自然疫源型疾病，在一定的地理景观中，病原体通过跳骚在嚼齿类动物间传播，或通过空气飞沫及接触等其他途径进行传播，致使出现地方性流行。湘省境内1941年以前，日军尚未实施细菌战，流行的鼠疫不多，有记载的只有几起，并仅在局部地区出现，如1936年，茶洞地区发生鼠疫，死亡90余人，隘门口周老丑一家7口死6人；1941年7月，茶洞再次发生鼠疫，死100多人，西门何健夫一家五口死于鼠疫。[7] 1941年11月，日军开始向常德等地投放鼠疫病菌，鼠疫自此开始大范围流行，11月4日上午日军飞机在常德城区及后河的镇德桥、石公桥等地空投大量带鼠疫病菌的大豆、高粱、谷物、破布之类物件，七天之后在空投地区即发现鼠疫病人，13日常德关庙街女孩（13岁）蔡桃儿染菌死亡，经广德医院、长沙红十字会化验证实，系烈性传染病鼠疫杆菌，第二年又染及临近的桃源县，在1941-1942年间，两县共发病106人，死亡100人，从此
后死亡600余人，大西门外设临时火葬场予以火花。日军在湖南常德撒播带有鼠疫杆菌的物体，也为1949年伯力审判所证实。[8]
霍乱与副霍乱，这是由霍乱弧菌引起的一种急性肠道传染病，传染源是病人和带菌者，可以经过水、食物、日常生活接触及苍蝇而传播，以经水传播最为常见，在湘省流行甚广。抗战期间难民云集，卫生差，水源污染严重，遂加重疫情。1937-1942年，茶陵县霍乱流行，“不医而死者，难以数记”，特别是1942年，时处抗日战争，难民云集茶陵，霍乱广泛流行，仅县城一周内死亡400余人，有的陈尸道旁，县警察局不得已组织收尸队掩埋。[9] 1940-1942年，长沙县霍乱有过多次流行，累计发病632人，死亡346人，病死率55.5%，1946年1-9月，发病1869人，死亡439人，病死率23.48%。[10] 1938-1942年，霍乱在嘉禾县内流行，因医药不足且缺乏综合防治措施，疫情长期得不到控制。1945年，安仁全县霍乱大流行，今朝阳乡的某40户人家，死于霍乱达100余人，占当地人口的60%以上，“田园荒芜，死尸横陈，惨不忍睹”。[11]霍乱疫情之多，社会恐慌，这也就成为当时新闻报道的主要话题之一，《大公报》长沙载：正值抗战“湘各地近因人口密集，及流动频繁，疫疠（霍乱）流行”；[12]《湖南国民日报》专题报道：耒阳“霍乱流行，死亡极多”。[13]
天花，俗称“坏痘”或“烂痘子”，由天花病毒引起的为烈性传染病，天花病人是本病的主要传染源，主要通过空气飞沫传播，历代均无法控制，本病病势严重，患者病死率高，病愈者留下终身的疤痕，民国后期在诸县均有不同程度的流行。1930年，凤凰沱江镇天花流行，死亡200多人，其中夯柳村（属今麻冲乡）瓦场村（属今廖家桥乡）20多个小孩患天花，只有一人幸存，据1936-1943年的不完全统计：全县发病642人，死亡率达到百分之百。[14]1939-1947年，嘉禾县境有6年天花流行，政府无力控制，民众只有用“竖高灯”、门口插柏树叶、挂铜镜等迷信方法“驱邪”。[15] 1940年华容县县城天花病流行，北河渡堤边一时新冢累累，“天花坟”的地名由此流传；6年后天花病又流行全县，仅县城染病者就达223人，死亡49人。1941年信义医院收治天花病人3例，治愈两例，死亡1例，1943年，金凤乡阳雀村发病10例，死亡9例。[16] 在1948年，桑植五道水流行天花，土溪洞村几天内倒床40余人，死亡7人，未死者多数毁了颜面。[17]
麻疹，俗称麻子或“出喜事”，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全身发疹性传染病，是境内儿童致死率最高的传染病，民国期间小孩患麻疹者颇多，民间素有“孩子闯过麻疹关，父母方心安”的警告和“只见娘怀肚，不见崽行路”的民谣。1943年长沙死于麻疹的儿童7000余人。[18] 1946年、1948年，安仁境内两次盛发麻疹“病者逾万人”，“死亡时有所闻”。[19]1938-1943年间，凤凰沱江镇、总兵营、木江坪等地麻疹大流行，死亡率仅次于天花。[20]甚至在醴陵，历年春秋两季都有麻疹发生。1949年，丙塘村有12人死于麻疹。[21]
伤寒，俗称“倒家亡”，多见于夏、秋季，是一种急性肠道传染病，伤寒杆菌随病人携带者的粪、尿排出后，污染水、食物或者环境，通过手、苍蝇而传播本病。民国时期，被政府列为法定急性传染病的第一位，并规定此类传染病发生时，无论病人是否死亡，其受有病毒污染的家庭，在未施行消毒以前，必须隔离。1941年，新化县医院收治伤寒27例，治愈21例，死亡6例。[22]同年武冈县境内发病1072例，死亡620例，病死率达57.7%。[23] 1940-1942年，望城县伤寒、赤痢流行，累计发病632例，死亡346例，死亡率高达55.5%，1946年发病1869例，死亡439例，死亡率23.48%。[24]
痢疾，是由痢疾杆菌引起的急性肠道传染病，通过手、苍蝇、食物和水经口感染，境内流行甚广，历年均有发生，灾荒年月尤甚，时人“谈痢色变”，该病时常周而复始，难以根绝。1937年，凤凰县沱江镇黄丝桥痢疾流行，死亡50多人，其中刘九九等3户17人全部死亡；1938-1941年的疫情记载，发病1146例，死亡1107人，死亡率高达96.07%，仅次于霍乱，居第二位。[25]1943年，新化城厢镇、矿山、鹅塘、安集等乡镇流行痢疾，患者上千人，城厢镇患者死亡率达80%，向化街一家一天死3人；[26] 1944年，耒阳全县普遍流行痢疾，群众称为“千年痢”，夏塘乡夏岭曾家厂村仅数天，因患痢疾丧生达10余人。1948年该县痢疾再次流行，由于缺医少药，民甚苦之。[27]
疟疾，俗称“打摆子”、“吃凉水”、“寒热病”、“瘴疟”，有间日疟、恶性疟、三日疟、混合疟等常见疟疾，是一种危害健康最严重的疾病，秋季发病尤烈，民间流传“七月谷子黄，摆子病上床，人瘟田地荒，不死断肛肠”的歌谣。1940年，省民政厅曾令通道县卫生事务所，有鉴与“人口流动，疾病滋多，疟疾传染人数竟达数万”，遂不得不“增拨抗疟药品费1000圆，以资防治”。[28] 1944年，醴陵市疟疾大流行，长岭上保、下港一带326名成年人，有166人患疟疾，民间流传着“好人怕秋收末，十人九患疟；腹肌无人炊，禾熟冒人割；面黄身体瘦，久病无医药”的民谣。[29]据1945年9月15日至1946年2月，长沙县卫生院门诊统计，疟疾病人占各种疾病应诊人数的11%，疟疾患者6万人，死亡310人，病死率0.5%。[30] 1946年江永暴发流行疟疾，发病人数占全县总人口的一半以上，死亡1.28万余人，不少村庄死走一空，上江圩乡白竹湾村，时有20多户，100多人，患疟疾死90多人，10多个幸存者只得背井离乡，外出逃生，成为无人村，境内流行的疟疾以间日疟为主，恶性疟和三日疟较少。[31]
丝虫病俗称“唐鬼脚”、“橡皮腿”，流行已久，民间流传一首民谣：“十男九疝疾病磨，面黄肌瘦水桶脚，官霸苛捐猛于虎，贫病交加泪成河。”在1937年，安仁患者达万余人，被列为全省32个流行区之一。[32]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简称流脑，为境内部分县市常见的多发传染病，流行期4-5年，发病高峰在每年3月。1935年，《卫生周刊》：长沙县1-3月，流脑患者114人，1940年1-9月，患者324人，死亡29人，病死率8.95%。[33]新化县医院于1941年收治了“流脑”7例，治愈3例，死亡4例。[34]
白喉，俗称“喉蛾”,是一种呼吸道传染病，1940-1941年，新化县医院收治6例，治愈5例，死亡1例。[35] 1941年，长沙白喉患者73人，死亡44人，病死率60.27%。[36]白喉在武冈、桂阳等地皆出现病例，甚至连年流行。
综上所述，这一时期湘省疫灾具有疫病频繁、危害大、传染性强等特点，且疫病流行后往往因病菌未被消灭而翌年复起或数年后再度暴发的。
家养畜禽之中也会出现瘟疫流行，导致大量家畜死亡，常见的传染性疫病有牛瘟、牛流感、牛破伤风、猪瘟、猪肺疫、禽霍乱、鸡喉气管炎等等。1928-1939年靖州全县相继发生和流行牛瘟病，死亡5000余头，1934年入夏，牛瘟四起，秋末冬初尤烈，是年瘟毙耕牛3000头，农民疾首蹙额，迎神送鬼，实为可悲。[37] 1934年3月，武冈县境内，发生牛瘟，死牛上万。[38]大量家畜牛类的染疫死亡给村民带来严重的物质损失，导致农村生产力的衰竭，损害农业经济的发展。
3 疫灾分布
民国后期的湖南疫灾频发，几乎年年均有疫情发生，但暴发的频率呈不平衡性、阶段性的特点，如1928-1937年的10年间疫灾共发生了104个县次，其中在1932年有19个县次，居第一位，占18% ，1936年有14个县次，居第二位，占13%，1937年和1933年并居第三位，各占11%，而在1930年只有5个县次发生疫灾，仅占4%
(杨鹏程：《湖南灾荒史》，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24页[39])
在统计1938-1949年疫灾频率中，相比表1疫病的流行自1938年以后逐渐加剧，（见表2）这是因为抗战开始后，全国范围内人口大幅流动，战火很快波及湖南人口集聚，卫生恶劣，人民的生体健康普遍比较差，无法抵御疫病的侵袭，后期的疫灾就要比前期严重的多，如疫病比较严重的年份有1932年、1933年、1936年、1937年、1938年、1939年、1940年、1941年、1942年、1943年、1944年、1945年、1946年、1947年，抗战开始后的疫灾远比战前的多。
表2 1938-1949年湖南瘟疫暴发统计表（11）单位：县次
灾种
年份 天花 霍乱 白喉 猩红热 脑膜炎 伤寒 痢疾 斑疹伤寒 回归热 疟疾 鼠疫
1938 5 30 2 0 0 4 5 1 0 0 0
1939 9 41 4 2 1 12 15 0 0 0 0
1940 19 12 9 5 2 18 28 2 0 0 1
1941 23 16 12 5 4 48 53 6 0 0 1
1942 30 47 1 6 4 48 65 7 0 0 2
1943 32 39 13 5 9 43 62 11 25 62 0
1944 7 3 16 0 17 0 50 4 0 27 0
1945 8 22 4 0 3 16 67 1 5 70 0
1946 25 43 19 9 18 59 74 19 38 76 0
1947 9 40 18 6 30 54 74 22 32 75 0
1948 13 4 11 3 13 28 74 4 6 75 0
1949 16 4 15 10 10 3 20 2 4 22 0
（张泰山：《民国时期的传染病与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60页[40]）
在1938-1949年这12年中，有5个年度遭受到10种传染病的袭击，1942年有9种传染病流行，最低的1939年、1940年和1944年也有7种传染病流行，在1939年后每年疫灾都在50个县次以上。1946年更是达到380个县次，在当时仅有79个县市的湘省中，[41]不可谓不多，并呈现出多种疫病在同一年度内并发的状态，疫区遭受了多种疫病的迅猛侵袭，疫灾之烈可想而知。
民国后期是近代湖南疫灾频发的时期，这个时期的疫灾伴随着其它自然灾害、战乱等频繁地袭击着境内的民众，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深重的苦难。疫灾在不断冲击着民国后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信仰和人们生活习俗等方面的同时，也对其后的社会变迁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21世纪的今天，我们有必要进一步研究疫灾流行的原因及其防治措施，避免历史的重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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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张泰山：《民国时期的传染病与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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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长沙县志》，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627页。
[11] 《嘉禾县志》，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523页。
[12]《大公报》（长沙），1938年11月7日。
[13]《湖南国民日报》，1947 年 8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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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嘉禾县志》，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527页。
[16]《华容县志》，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27页。
[17]《桑植县志》，海天出版社，1997年版，第488页。
[18]《长沙县志》，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627页。
[19]《凤凰县志》，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90页。
[20]《安仁县志》，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591页。
[21]《醴陵县志》，湖南出版社，1988年版，第808页。
[22]《新化县志》，湖南出版社，1988年版，第967页。
[23]《武冈县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621页。
[24]《望城县志》，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673页。
[25]《凤凰县志》，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91页。
[26]《新化县志》，湖南出版社，1988年版，第967页。
[27]《耒阳县志》，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777页。
[28]《通道县志》，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第90页。
[29]《醴陵县志》，湖南出版社，1988年版，第808页。
[30]《长沙县志》，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627页。
[31]《江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614页。
[32]《通道县志》，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第90页。
[33]《卫生周刊》，1935年，8月17日。
[34]《新化县志》，湖南出版社，1988年版，第967页。
[35]《新化县志》，湖南出版社，1988年版，第967页。
[36]《长沙县志》，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628页。
[37]《茶陵县志》，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86页。
[38]《武冈县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9页。
[39]杨鹏程：《湖南灾荒史》，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24页。
[40]张泰山：《民国时期的传染病与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60页。
[41] 国民政府主计除统计局：《中华民国统计提要》，1947年，第125页。
Hunan Epidemic Disaster of the late Republic of China（1928-1949）
Yang Peng Cheng Wang Zi Long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Hunan 411201)
Abstract: The epidemic disaster is serious in the late Republic of China in Hunan, the main diseases are plague, cholera, smallpox, measles, typhoid, dysentery, malaria, filariasis, meningitis, diphtheria and so on, endanger the public health and even life-threatening directly in Hunan Province, causing great loss to the society.
Key words: the late Republic of China; Hunan; epidemic disaster
